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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帝与中华和谐文化

鲁 谆


 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,陕西是黄帝陵所在地,黄帝文化在陕西有着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。研究黄帝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。陕西省人民政府在丁亥清明公祭轩辕黄帝陵之际,以“黄帝与中华文化”为主题,主办学术研讨会,必将把黄帝文化的研究与弘扬向前推进一步。
  本文仅就黄帝与中华和谐文化的角度,提出一些粗浅看法,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。
  一、黄帝是中华和谐文化的创始者
  司马迁在其不朽著作《史记》中,以《五帝本纪》开篇,以黄帝为五帝之首,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。这表明他认定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初祖。作为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,司马迁治史严谨,用精练生动的语言,记述了黄帝的事迹,为研究黄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留下宝贵史料。随着社会的前进和考古资料的增多,人们对其不断有新的领会。
  黄帝处于中国文明曙光初现时期。当时部族之间你争我夺,战争频繁。先于轩辕氏为各部落盟主的神农氏,日渐衰微;蚩尤凭借先进兵器和骁勇善战,四处征讨。“轩辕之时,神农氏世衰。诸侯相侵伐,暴虐百姓,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,以征不享,诸侯咸来宾从。而蚩尤最为暴,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诸侯,诸侯咸归轩辕。”①简短的文字概括了社会动荡、百姓苦难的情景,并指出许多部族纷纷归顺轩辕氏。于是,轩辕“修德振兵”,注重道德的养成与教化,军威大振;“治五气,艺五种,抚万民,度四方”,所到之处,顺应天时,发展农耕,关心百姓,注重安定。经过“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”“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”,取得两次大战的胜利,终于形成“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”的局面,轩辕黄帝取代神农氏,成为新的盟主,达到当时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统一。
  然而,单靠军事力量,统一无法持久。除“天下有不顺者,黄帝从而征之”外,黄帝还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司马迁《五帝本纪》继续写道:
  东至于海,登丸山,及岱宗。西至于空桐,登鸡头。南至于江,登熊、湘。北逐荤粥,合符釜山,而邑于涿鹿之阿。迁徙往来无常处,以师兵为营卫。官名皆以云命,为云师。置左右大监,监于万国。万国和……
  这一切都是开天辟地的伟业,都是为建立中国历史上早期雏形政权所采取的重要举措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帝“置左右大监,监于万国”,最后开创了“万国和”的崭新局面。“万国”,是司马迁借用当时习惯用语来称呼黄帝时代的各个部族;“和”,是和平、和谐。这“万国和”的“和”字,是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出现的第一个“和”字,也是全部《二十四史》中出现的第一个“和”字。它恰当地反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实,即黄帝最终完成了各部族的融合,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和谐。
  历史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社会和谐景象的记载,所见不多,又比较零碎,但是从中还是可以获取一些珍贵的信息。如贾谊《新书·修政语上》说:
  故黄帝职道义,经天地,纪人伦,序万物,以信与仁为天下先。然后济东海,入江内,取绿图,西济积石,涉流沙,登于昆仑。于是还归中国,以平天下。天下太平,惟躬道而已。
  简言之,黄帝在统一中原后,“以信与仁为天下先”,也就是把“诚信”与“仁爱”当作首要的道德准则,加以倡导,从而促成了“天下太平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载:
  黄帝即位,施惠承天,一道修德,惟仁是行,宇内和平。
  其基本意思,与前引《新书》是一致的,更加简明扼要地点明了黄帝取得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后,让百姓得到实惠,注重道德,施行仁爱,达到了“宇内和平”。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曰:
  黄帝后土之所司者,万二千里。其令曰:平而不阿,明而不荷,包裹覆露,无不囊怀,溥泛无私,正静以和。
  《淮南子》是西汉刘安集合门客编纂的,反映了道家托名黄帝、实则宣扬老子的思想。这段文字显然是依据口耳相传的素材加工整理的,但也或多或少反映黄帝推行了比较平允、宽容、无私、温和的政策。这里所概括二十四字,“和”字结尾,贯穿始终,对当时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
  以上这些关于黄帝时代社会景象的描述,难免带有后人的想象成分。如果对有关那个时代前前后后的各种记载进行梳理,结合各地流传的大量民间传说,应当说是大体合乎历史发展逻辑,并非完全虚构的。有学者还结合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研究认为,当时存在的华夏、东夷、苗蛮三大集团之间,曾经发生长期激烈残酷的战争,付出了高昂的代价,最终换来了三大集团的融合与统一,为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奠定了始基。
  “万国和”“天下太平”“宇内和平”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结局,也体现、包含一种思想文化。如果没有社会和谐的构想、愿望,是不可能出现社会和谐局面的。“万国和”“天下太平”“宇内和平”局面的出现,还与“以信与仁为天下先”“惟仁是行”“正静以和”等思想观念、政策措施分不开的。尽管这些还不够系统、不够完整,但毕竟是中华和谐文化的最早萌发。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,中华和谐文化渊源于黄帝时代,黄帝是中华和谐文化的创始者。
  二、黄帝时代的社会和谐与文明初创
 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,大抵是从黄帝时代算起的。五帝以前,还有三皇。近年来,对于神农、伏羲等的研究也在加强,这是好现象。神农氏炎帝主要是在农耕文化的创始上,作出了伟大贡献。相应的还有医药、制陶、“日中为市”等的发明创造,都有极重要的意义。蚩尤率先在原始金属冶炼和使用等方面取得突破,功不可没。而黄帝建立了更加伟大的历史功勋。钱穆先生说:“传说中的黄帝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,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。在他以前,人类虽然已经开始前进,对事物已经有很多的发明,但是到了他,似乎有一个急剧的发展。”②这反映了历史事实,是很有道理的。今天看来,中国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最初根基,都始奠于黄帝时代。这些发明创造和功绩成就,是建立在广大先民长期艰苦劳作的基础上,由众多杰出人物共同取得的,黄帝是其倡导者、组织者和总代表。有了这些文明成果,才得以逐步实现初期的社会和谐。
  黄帝时代中华文明的初创,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,并为初期社会和谐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,概括起来,主要有以下几方面:
  (一)在物质文明方面,为满足先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,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。由于“时播百谷草木,淳化鸟兽虫蛾”③,原始农业、畜牧业有了长足进步。“黄帝造火食”④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“刳木为舟,剡木为楫,舟楫之利以济不通”“服牛乘马,引重致远,以利天下”“易之以宫室,上栋下宇以待风雨”⑤等等,说明黄帝时代社会生产力与以往相比有了多方面的快速发展,先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虽仍低下,但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。加上其他的发明创造,为社会和谐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。
  (二)在精神文明方面,为满足先民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,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。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创造。商代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,在它出现之前,必然经过了一个文字的起源与发展的漫长历程,多处考古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刻画符号,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看来,黄帝命史官仓颉等造字的传说,也非全无依据。至于“黄帝使羲和占月,常仪占月,鬼臾区占星气,伶伦造律吕,大桡作甲子,隶首作算数,容成综此六术一而着调历也”⑥等,在天文、历法、音乐、算术等方面的成就,对农业社会都十分重要,其中许多是具有中国特色、闪烁中国智慧的科技成果。黄帝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也有诸多建树,除前引“修德振兵”“抚万民、度四方”以及“以信与仁为天下先”“惟仁是行”“正静以和”外,《吕氏春秋》还说:
  为天下及国,莫如以德,莫如行义。以德以义,不赏而民劝,不罚而邪止,此神农、黄帝之政也。⑦
  表明黄帝之所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治理的成功,除了依靠军事力量外,同时还依靠道德力量赢得民心。
  (三)在政治文明方面,着手各种制度建设,为雏形政权奠定了基础,使社会相对稳定。前引“官以云名”“置左右大监”等,表明黄帝已经重视雏形政权的机构设置。“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,父子兄弟之礼,夫妇妃匹之合”⑧,则是礼制方面的建设,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“黄帝之治天下也,其民不引自来,不推而往,不使而成,不禁而止。故黄帝之治也,置法而不变,使民安其法者也。所谓仁义礼乐者,皆出于法,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。”⑨是说黄帝治理“天下”,注意德法并重。
  子贡问孔子曰:古者黄帝四面,信乎?孔子曰:黄帝取合己者四人,使治四方,不谋而亲,不约而成,大有成功,此之所谓四面也。
  这里可以看出,孔子正确地回答了子贡关于黄帝“四面”的提问,对黄帝善于治理并获得巨大成功,是赞赏、钦佩的。
  综上可见,中国最初社会和谐的产生,不是偶然的,是黄帝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和先民愿望的结果。我们不可将当时社会理想化,不可用现代社会模式去图解几千年前的情况,但是,文化的传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,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。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黄帝时代的历史文化,进一步提高认识,以史为鉴。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,是互相依赖、互相促进的。只有推动物质、精神、政治等文明与时俱进,使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,广大人民生活得到改善,才有社会和谐的实现;而社会和谐又为各方面的文明进步提供有利的条件,使之蓬勃发展。
  三、黄帝“万国和”精神的继承与发展
  “慎终追远”“法祖敬宗”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。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奠基者中最伟大、最杰出的代表,受到后人的崇敬与景仰。五千年来,中华文明在继承中创新、创新中继承,才有从未中断、绵延至今的灿烂辉煌。中华和谐文化也是不断传承与发展的。
  值得注意的是,司马迁《五帝本纪》在黄帝之后,接着还记述了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的事迹。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,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继承、发展了“黄帝之道”,包括黄帝的和谐思想文化。《新书·修政上》对此作了更加简明扼要的概括。帝颛顼时期:
  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,学黄帝之道而赏之,加而弗损,天下亦平也。
  到了帝喾时期:
  缘黄帝之道而明之,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,而天下亦平也。
  就是说,帝颛顼和帝喾,都继承了“黄帝之道”。所谓“黄帝之道”,显然包括以“信”与“仁”为重要内涵的和谐思想文化,因而得以保持“天下亦平也”,维护了社会和谐。再后,到了尧舜时期,所有这些都有了进一步发展。《五帝本纪》在讲到尧时,大加颂扬说:
  其仁如天,其知如神。就之如日,望之如云。富而不骄,贵而不舒。黄收纯衣,彤车乘白马。能明驯德,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,便章百姓。百姓昭明,合和万国。
  从黄帝肇始的“万国和”,到尧促成的“九族既睦”“合和万国”,表明中华和谐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,社会更加和谐。
  夏商周三代在黄帝开创的中华文明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“百家言黄帝”,共同尊崇黄帝,黄帝的影响更加扩大。诸子百家各自从不同角度,对中华和谐文化作了进一步丰富与推进。
  《论语》作为儒家经典,对中华和谐文化作了重要阐发,影响巨大而深远。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,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。孔子虽然“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”,很少言及炎黄,但还是可以看到黄帝对他的影响。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载,宰我问孔子:“昔者予闻诸荣伊令,黄帝三百年。请问黄帝者人邪?抑非人邪?何以至于三百年乎?……”孔子回答说:
  黄帝,少典之子也,曰轩辕。生而神灵,弱而能言,幼而慧齐,长而敦敏,成而聪明。治五气,设五量,抚万民,度四方。……以顺天地之纪,幽明之故,死生之说,存亡之难。时播百谷草木,故教化淳鸟兽昆虫,……生而民得其利百年,死而民畏其神百年,亡而民用其教百年,故曰三百年。⑩
  可见,在孔子心目中,黄帝的功德、威望、影响很大,只不过距离的时间久远,不去多谈。但黄帝时代的社会和谐景象及其和谐思想文化,已跃然纸上。
  中华传统文化的各家各派,学说各异,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和谐与大一统的思想主张。和谐与统一是相辅相成的。自秦汉时期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以来,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,虽然有过多次分裂与动乱,但是毕竟统一与和平是主流。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,其文化认同的意义大于血缘认同,在和谐与统一这些核心价值观上高度一致,表现得十分突出。
  黄帝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、和睦相处的旗帜。特别是每当民族危机、国难当头,中华儿女一想到炎黄始祖创业的艰辛,功德的宏伟,视野的开阔,胸怀的博大,往往捐弃前嫌,凝聚倍增。1937年清明节,正当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,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,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,一致抗日。经过八年浴血奋战,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。这是黄帝“和”的文化、“和”的精神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生动证明。
  人类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,在世界政治多极化、经济全球化、文化多样化的新历史条件下,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,是要把中华和谐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,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,实现祖国和平统一,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,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并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,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、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。
  【注释】
  ①《史记》卷一《五帝本纪》。
  ②钱穆:《黄帝》,三联书店,2004,第7页。
  ③《史记》卷一《五帝本纪》。
  ④《世本·作篇》。
  ⑤《周易·系辞下》。
  ⑥《世本·作篇》。
  ⑦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。
  ⑧《商君书·画策第十八》。
  ⑨《管子·仁法》。
  ⑩《尸子》。
  (11)戴德:《大戴礼记》卷七《五帝德》《汉魏丛书》,吉林大学出版社,1992,第86页。
  

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/朱恪孝,谢阳举主编。——西安:西北大学出版社,2008.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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